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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寫壞的共產黨日記,卻成為經典「勞工三部曲」之一

發表時間:2024-10-29 點閱: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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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hoto by Koshu Kunii on Unsplash
 


出版將近90年後,史坦貝克的「勞工三部曲」第一部《背水一戰》(In Dubious Battle)終於迎來華語圈第一個中譯本。不過讀完小說,眼尖的讀者或許會有點好奇,明明這是一場共產黨組織動員下的罷工故事,怎麼書介文案裡,對「共產黨」三字幾乎隻字未提?其實背後是有原因的,而且「共產黨」元素還差點讓出版社毀約不出版呢!究竟是怎麼一回事,且讓我娓娓道來。
 


貧困的年代,工會蓬勃發展的年代


先從時代背景開始說起。1929年10月華爾街股市崩盤,為10年的經濟大蕭條揭開了序幕。經濟大蕭條重創勞工生計,失業率一度高達將近25%,工作條件更是竭盡壓榨與剝削之能事。勞工被逼得快活不下去,隨機爆發的小規模罷工時有所聞。以加州為例,1930-1932年間就有超過40起農場工人罷工。只不過,這些隨機起義、毫無章法策略的罷工多半在政府與資方夾擊下,失敗收場。

轉機出現在1933年,羅斯福總統推動新政,《國家工業復甦法案》(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)保障了勞工組織起來、集體協商的權利。工會動員群眾罷工,對資方施壓的力道也大幅提升。

值得一提的是,這個時期,工會性質也從原本的「職業工會」(以從事特定類型工作或具有專業技能的勞工,組成的工會),改變成「產業工會」(由同一地區內從事同一產業工作的工人,和同一工廠內不論工作職種的工人,組織而成)。這下子,為數龐大的非技術性工人也被涵蓋在內,像是生產線工人。這類產業工會通常態度也較為激進,事實上很多都是由共產黨、社會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者所領導,將老闆視為階級敵人。
 


共產黨的好機會


美國共產黨是在1919年成立的。1930年代,入黨和退黨流動頻繁,但黨員人數大約維持在5萬人上下。

1930年代的經濟困境,自然被共產黨視為大顯身手的好機會。1932年底開始,共產黨透過「罐頭工人與農工工會」(Cannery and Agricultural Workers’ Industrial Union),為加州農場工人提供經驗豐富的罷工領袖,他們知道怎麼帶風向、找資源,操作民氣,提高達成勞工訴求的勝率。

共產黨涉入的其中一場聲勢浩大的罷工,便是1933年10月的聖華金谷(San Joaquin Valley)採棉工人大罷工。它後來成為史坦貝克《背水一戰》重要靈感來源。

此罷工行動起因於低薪問題,有橫跨6個郡、高達1萬2千名採棉工人響應罷工,長達24天。棉田主人不但拒絕讓步,還持槍強逼拒絕工作的工人離開工寮,更對和平遊行抗議的工人開槍,造成2死7傷的慘劇。後來在地方政府介入調停後,勞資雙方各退一步,以工人獲得微幅加薪,才終於為罷工行動劃上句點。
 

當史坦貝克遇上共產黨


史坦貝克有好幾個好朋友都是「罐頭工人與農工工會」的支持者,也經常協助其他組織工人和發起罷工的行動募集資源。因緣際會之下,史坦貝克認識了許多第一線的罷工策動者和參與者,因而得以近距離觀察到他們的行為舉止和說話方式。有段時間,甚至有些年輕的共產黨信徒會定期跑去史坦貝克家裡吃飯聊天,接受他的接濟。他們總是好餓好餓,眼裡總是散發出宣教般的光芒。史坦貝克不是共產黨信徒,但他聽著、收在腦子裡,寫進了《背水一戰》裡。

最關鍵的靈感來源,則是一位化名為賽基爾.麥克基迪(Cicil McKiddy)的24歲的年輕共產黨員。他曾經參與聖華金谷棉田罷工事件,1933年底時正躲在史坦貝克住家附近避風頭。他在棉田罷工期間加入罐頭工人與農工工會陣營,負責打字、打雜和在各工寮間跑腿傳話,第一手觀察到罷工領袖派特.錢博斯(Pat Chambers)如何策動、思考和行動。史坦貝克如獲至寶,便出錢請他說出自己的故事。

史坦貝克便是以麥克基迪對罷工領袖錢博斯的描述,發展出《背水一戰》的故事主軸和主角麥克。也因此,史坦貝克給小說的最初設定是「共產黨勞工組織者的日記」,稱之為《一名共產黨員的短暫一生》。
 

不太符合共產黨,卻有夠激勵人心


史坦貝克的出版社老闆科維奇(Pat Covici)連書稿都沒看,就跟史坦貝克簽約答應出版這本書。可是,好巧不巧,當史坦貝克把稿子寄去出版社時,科維奇正好出差中,書稿落到一個名叫哈利.布洛赫(Harry Bloch)的編輯手裡。這人自認是馬克思主義的專家,他讀完書稿,認定史坦貝克對於共產黨的組織運作根本一竅不通。於是寫了洋洋灑灑三大張拒絕信,把這本書批得體無完膚,還直接跟史坦貝克解約。

史坦貝克接到信大傻眼,以為是科維奇授意的決定,差點扭頭跟別家出版社簽約去了。幸好科維奇回來趕快澄清誤會,還把布洛赫開除,才終於安撫了史坦貝克,保住出版《背水一戰》的權利。

不過科維奇內心還是有點不安:「會不會布洛赫其實是對的呢?會不會史坦貝克對共產黨的描述真的有誤呢?」於是他又偷偷將書稿送給《紐約時報》書評家約翰.錢柏林(John Chamberlain),這位耶魯大學畢業的高材生、左派份子再次委婉地認證:欸……共產黨好像不是這樣組織群眾的耶。可是,人生最重要的就是這個「可是」──有沒有把共產黨寫對,根本不是這本書的重點,它「充滿戲劇性而且有夠激動人心!」

至於史坦貝克為何沒把共產黨寫對,可能有幾個原因。他從來就不是共產黨的信徒,未必有深入了解或涉入共產黨組織工作。而他取材的對象,也未必完全服膺共產黨思想,聽從黨的指揮,他們只是務實的群眾運動領袖,擷取共產黨的動員技巧來達到訴求。以前文提到的罷工領袖派特.錢博斯來說,他就曾表示,共產黨意識形態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,而黨給的動員操作手冊根本只是「一堆屁話」。
 
所以,既然這本書本質上更貼近群眾運動,書籍介紹文字就不把共產黨三字擺出來混淆讀者們的視聽啦。

美國60年代的民權鬥士馬丁.路德.金恩博士曾說:「公民抗爭的機制,是由人類的所有缺點和優點建構而成的。」史坦貝克當年的群眾運動或許已經事過境遷,然而,背水一戰》事裡,那些因人性而產生的衝突,以及由人性優缺點建構成的群眾行為,卻是古今共通的,仍舊值得今日讀者一讀。